海关总署:入境隐瞒疫情最高罚3万 情节严重追究刑责


问:您给哈佛师生发邮件告知病情后,收到怎样的反馈?

巴考:显然,我们要求大家迅速开始行动。志愿者协助学生迁出校园,5天内我们约有6000名学生搬离。我们还尝试提供财务支持,帮助学生解决旅途开支等费用。各个学院的员工都在日夜工作,他们有相当多的问题要解决、要应答。

我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是看电子邮件、开电话和视频会议,以及和教务长、副校长会面。这期间我曾和州长,以及剑桥、波士顿及华盛顿的官员通过电话。

巴考在接受《哈佛大学校报》采访时分享了夫妻两人的抗“疫”经历。他表示,对他们来说,感染病毒很像得了一场流感,“仿佛一夜间变成了120岁的老人”。

在线教学也需要迅速开展,大家都需要适应。少数留学生还留在社区,我们很感谢照顾他们的社区人员,他们确保了学生居住地安全可靠。

接下来的时间为了保持社交距离,大家就只能通过视频软件联络。有件事很让我们分心,我的两个孙女,一个两岁半、一个8周大,我们很想在隔离结束后和她们一块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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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是新冠病毒在中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的迅速扩散,我们借鉴了这些国家的经验。很多研究模型都表明,如果病毒如人们所想的那般具有高传染性,那大家随时可能面临危机。

日本那几艘游轮的情况也让我们意识到,如果在学生之间住得很近的宿舍里发生感染,会有什么后果。

我也担心是否还能履行职责。2004年,我在塔夫茨大学时曾因自身免疫病不得不休假一个月。那时,我就意识到得对自己的健康负责,我不健康对他人也会不利。而且,身体恢复需要时间。所以被确诊后我试着当个好病人,做我该做的。